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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让我们回到唐太宗的问题上来。以私德论，唐太宗的污点和管仲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所表现出的是对至亲骨肉的决绝无情。在历代“圣朝以孝道治天下”的主旋律里，唐太宗成为一名彻底的异类分子，似乎完全颠覆了“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以一个在修身、齐家问题上无可争议的反面教材的身份，竟然开创了贞观之治，这实在比管仲的事例更加令儒者为难。如果这也可以的话，大舜为什么不可以听任皋陶将自己的父亲依法处决呢？一个对至亲骨肉都下得去狠手的人，难道真的可以关爱天下万民吗？

这其实正好戳中了天真的儒者们考虑不周的一个地方。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有足够的狠心肠从至亲骨肉那里侵夺财产——这种事情当然一点都不稀奇——但对于自己的财产，他完全能够以一颗贪婪而精明的心来仔细打理。当国家以及全体国民都成为帝王私产的时候，这个逻辑就完全讲得通了。一个冷酷无情乃至于残忍的帝王，只要足够贪婪和精明，便完全有可能打理好一个国家。

当然，这样的帝王未见得有无懈可击的道德合法性。在唐太宗的事例中，今人比古人增加了一个道德难题：今人提起唐太宗时往往不吝溢美之词，因为后者所开创的传奇时代带给国人相当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换言之即对国人有着切身的益处，而李建成、李元吉两家人的灭门惨剧和我们没有一丁点的利害关系，因此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时间在这里起到了某种颇为蹊跷的作用：它以近乎酿酒的方式将唐太宗的功勋酿得越发令人迷醉，却像洪水一般冲淡了李建成、李元吉两个家庭（包括婴儿）所散发出来的血腥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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