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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话原则

首先我们必须强调一点，我们今天研究古代的东西，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辉煌的古代，热衷于把古董拿出来向世界炫耀一番，像阿Q那样说，“我们先前比你们阔多了”。正确的态度是我们应把古代学者们创造的精神文化财富，视为一份珍贵的遗产，并把这份遗产进行转化，使它能为我们今天所用。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的序言中说：“虽然作者是以古代作为出发点来写作，但是，他的写作毕竟不是古代，而是在现代并且为了现代而写作的，从而在他研究鬼怪的原始本质时，就不会丢掉现代的鬼怪。”[1]他的话说得很对。任何时代的学术研究，单纯的为古而古，都是没有用的。实际上，我们古代的文论家在进行写作的时候，虽然也利用了前代人的材料，但他们理论的现实针对性是很强的，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大量运用先秦以来的思想资源，但他全书却针对南朝宋、齐时代的浮文弱植、绮丽诡诞的文风，书中所提出的许多观点也是与古人的对话，其中对儒、道两家思想的融合改造，对《周易》的转化运用，对佛学思想的吸纳，更是十分突出。由此可见，对话原则是学术研究的必然，不是谁提出来的。古今对话原则的基本精神是：把古人作为一个主体，（古人已死，但我们要通过历史优先的研究，使其思想变活）并十分地尊重他们，不要用今人的思想随意曲解他们；今人也作为一个对话的主体，以现代的学术视野与古人的文论思想进行交流、沟通、碰撞，既不是把今人的思想融汇到古人的思想中去，也不是让古人穿上现代的服装，而是在这反复的交流、沟通、碰撞中，实现古今的融合，引发出新的思想与结论，使文艺理论新形态的建设能在古今交汇中逐步完成。我认为中西对话、古今对话是实现新形态的文艺理论建设的基本途径。我不太同意用“转换”这个词，我喜欢用“转化”这个词。古文论不可能“转换”成现代文论，但古代文论可以融化、转化到现代形态的文论中来。就是说，对于古代文论的研究，不是单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现实的文论建设之一个方面，因此揭示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是古今对话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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