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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庚子勤王运动

1900年是清末政局变动至关重要的一年，前人早已注意及此，从各个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关于自立军起义，用力亦不少，近年来更有新的进展。[1]然而，仔细阅读海内外相继问世的各种新史料，感到问题不仅仅是修补完善原有的认识，新材料的出现使得原来旧材料读不通而不得不阙疑处能够成活一片，有关史实的认定及问题的分析完全改观，而学人发掘其潜力则远远不足。新近脱稿的《晚清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用较多的篇幅探讨庚子勤王运动。此外，还撰写了《孙中山致港督卜力书》的论文，并对中国国会领导成员的身世交游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认真梳理。从孙中山与庚子勤王运动的关系这一角度，亦可见一斑。

简言之，勤王运动并非汉口自立军一枝独秀，而由保皇会的两广战略、江浙士绅的江淮密谋以及汉口自立军三股势力结合而成。三者从宗旨政略到组织系统均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交错，为了改变戊戌政变以来中国上下萎靡不振的局面，造成全国大举的形势，进行联合角逐，关系十分复杂。合组兴汉会的湖南哥老会首领不仅始终在自立军中扮演重要作用，而且是革命派的依靠力量。孙中山与兴中会为了乘乱争胜，接受梁启超的意见，同意用借勤王以兴民政作为联合战线的旗号。他们不仅与自立军的行动保持一致，相互呼应，还努力争取保皇会澳门总局的协助，并与汪康年等江浙士绅协议合作。包括保皇会在内的各派均参与发起以反对当朝执政、革新变政为宗旨的行动。只是在实行以武力扫清变政障碍的过程中，一些派系感到实力不足，不能适应，遂放弃使用暴力的企图，并极力将有关史实隐讳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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