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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产的调查

东老在6月2日的发言中说：“开会后，我们就去天津。”果然，会后不久，他就带领邵循正、何重仁、郝斌和我等前往天津，在市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政协文史委等处开展调查研究。正是这次天津之行，我看到了天津商会档案和黎元洪个人档案。对商会档案的价值，我有了初步认识。那时候档案资料不受重视，黎元洪的档案成堆地搁在墙边。

借调期间，与刘望龄合影

在制订工作计划前后，东老还带领我和刘望龄拜访过全国工商管理局理论处长吴承明和中央统战部工商处长万景光，请他们从全局介绍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和现状。我和吴承明就是在那时认识的，他后来介绍我去经济研究所查阅刑部档案，又与汪敬虞、彭泽益、张国辉等经济史专家结识，以后经常切磋交流，对我的张謇与资产阶级研究颇有助益。

计划制订之后，在东老和刘大年的推动下，调查工作有逐步上路之势。我们已经开始分工开展工作，有的人则自告奋勇地承担起某一方面的调查，如李侃对民国时期的土匪问题感兴趣，他就决定负责这一问题的调查。

但尚未来得及深入开展工作，就受政治运动冲击。随着“四清”运动的大规模展开，近代史所的王来棣、周天度、王公度等人都被抽回去参加这一运动。不久，刘望龄也被抽回参加“四清”。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人。不久，我也因评论李秀成而被中宣部内定为重点批判对象，撤回华师接受批判。因此，到1964年秋，办公室的工作就陷于瘫痪境地，史调会名存实亡。

1966年初，东老再次把我借调到北京。多次见面，他都谈起如何恢复和拓展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并且很想设法让我长期留在北京参与此事。但这时我已处于经常挨批的困窘境地，有点心灰意懒。不久，“**”发生，史调会的工作，更是无从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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