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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老谈社会历史调查

1964年4月3日，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筹委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东老做了一次关于社会历史调查的长篇发言。为了这次发言，他做了非常认真的准备工作，把马恩列斯的著作都翻了一遍，插满了签条。写作过程中，还征求了我和刘望龄的意见。可惜，当时没有印论文集。他做报告时，我只就要点做了一点笔记。

从我所记要点来看，东老的报告引用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强调调查重要性的言论，也举出了摩尔根为写《古代社会》、达尔文为写《物种起源》而做大量调查研究等事例，以说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我最感兴味的，是他在发言开头所讲的话。东老指出，当时史学界存在几种偏向：（1）抄旧材料，贴新标签；（2）有框框，无材料；（3）找孤证，以说明自己观点；（4）随意引用解释经典著作。仔细想来，东老所指出的那时史学界存在的这些偏向，在今天似乎大都依然存在，某些偏向恐怕比那时还要严重。

据新近披露的档案材料，在同一年6月2日召开的全国近代史规划会议上，东老的发言也是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问题的。

关于如何在各地建立史调会的分支机构，他说：“前些日子，开委员会时（提出），各地也要成立小组，就地调查。”可见此前已有人提出要在各地建立史调会的分支机构，东老对此是表示赞成的。

关于在开展调查中如何协调北京与各地的关系，他说：“各地与北京，第一是联系，第二是出人力，地方搞什么，告诉我们一下，好配合，第三是到各地游说一下，先到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四个地方，在学部领导下，方向明确。”

关于如何调查北洋时期的材料，他说：“北洋军阀还有人在，不外是上台在北京下台在天津，所以天津的不少，老人去世，还有其后人。我们设想，北洋材料，由政协与天津挂钩，落实在天津。”“开会后，我们就去天津。”

从这次发言来看，东老此时对于如何完善史调会的机构，如何开展具体调查，都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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