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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语言的限度即世界的限度。”（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

课堂授徒之余，不时有学生问我：“老师，您为什么只写论文，不出版著作？”闻之语塞。顾炎武在《窃书》一文中对以往的学术有过批评性的概观，他说，“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如张霸《尚书》、卫宏《诗序》。“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如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从附会到盗窃，不单是学风问题，实则道出了知识生产的有限性。在我看来，对历史的把捉可以循两条路径展开，一为将简单复杂化，揭示事物内在的差异性，给出暂时性的结论。反之，则将复杂简约化，抽出事物的同一性，给出目的论的阐释。如欲悬隔本质主义的价值判断，不要说撰写著作，就是认真写几篇文字亦非易事。

本文集收录了2002年8月在北京香山召开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会议以来应约所写所谈的长短文和序跋，分“方法”“记忆”“概念”“东亚”和“访谈”五个专题，虽然割舍了我自认为很重要的一些文章，但大致反映了我这15年对“语言学的转向”的冲击在历史认识论、社会史、心性史（记忆研究）、概念史等方面所做的思考，相关的具体研究业已或即将体现在我的研究专著中。

在收集和编辑本文集过程中，每每忆起与学界同人和编辑的交往，套句俗话，没有友人们的不弃，这些长短文字肯定隐没不显了。但是，昨日之我非今日之我，让我从头校对、润饰文字，既无时间，也无热情，因此除对个别文字稍作删削和技术性处理外，体例的统一和纠错工作均交由我的学生分工完成，看下次谁还敢说老师为什么不出版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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