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扩大的服从国家目的的教育（第1页）

不断扩大的“服从国家目的的教育”

池田

正如刚才顾先生所说，“百日维新”或称“戊戌变法”因为守旧势力的反扑夭折了，这是一大憾事。而日本在幕藩体制终结以后，不仅引进了西方的知识和技术，而且在教育上进行了西方式的变革。

从制度上来看，日本的近代学校制度是在1872年迈出第一步的，“国民教育”的时代正从这时开始。其后教育的发展则逐步从属于国家目的，正如森有礼所说的“成一国富强之基”[57]。学校虽然教授欧美的新知识，但教育的主干则贯穿着教条的道德主义。1890年制定的《教育敕语》这样说：“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济世世厥美，此我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实存于此。”以这种国家主义的道德为支柱，培养“国民”的教育体制建立起来了。

当时，虽然也引入了讴歌内心自由的德国学者赫尔巴特的教学法[58]，但在这个思想成为主流之前，学校教育已变为以《教育敕语》为代表对臣民进行的忠孝道德的强制。

顾

日本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文化，大力引入西学，发展教育，开启民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不久，就紧接着改革学制。1870年3月，依照欧洲学制，明治政府制定了大学规则和中小学规则。正如池田先生所说，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制令》，教育改革全面展开，其间虽有“国学派”与“汉学派”的反对，但结果还是洋学占了上风，在文部大臣森有礼的主持下，建立了天皇制近代教育体制。

还有一点，德国的国家主义迎合了日本“富国强兵”的思想。当时掌握实权的伊藤博文力主学习德国，以德国的国家主义排斥欧美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1890年天皇颁布《教育敕语》，又强调天皇的德化和臣民的忠诚，把儒家道德与近代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到后来走上了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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